Matt：見證戰後白色恐怖統治之濫觴的天外天劇場

見證戰後白色恐怖統治之濫觴的天外天劇場
一、麥浪歌詠隊到台中
1949年2月9日，臺灣民聲日報報導臺大麥浪歌詠隊將在天外天劇場(國際戲院)公演的新聞，並刊登廣告，敘明由臺灣文化協進會協助麥浪歌詠隊的表演，單張票價為1000元，報導稱麥浪歌詠隊「必能為號稱本省文化城的臺中市民所熱烈歡迎」。
乍看之下，感覺1000元的票價太嫌過分昂貴，然而到1949年4月一顆雞蛋就要價2800元，兩張戲票還換不到一顆雞蛋，足見國共戰爭期間，台灣惡性物價膨脹的可怕。
同樣在2月9日當天，台灣自治運動領袖、同時也是臺灣文化協進會發起人的林獻堂在其日記寫下：「宴畢往天外天戲院看臺灣大學麥浪詠歌隊之演奏。」不只是林獻堂，來自台北的台灣大學、且難得由學生組織而成的歌舞團隊表演，吸引不少中部文人雅士與學生匯集，其中，不能不提的是作家楊逵。
於是在黨國極度保守勢力開始抬頭的年代，資產仕紳代表的林獻堂與左翼思想作家楊逵兩者的身影，在天外天劇場有了時代性的交錯，也象徵彼時統治力量、階級與國家意識的拔河。
據藍博洲所著《麥浪歌詠隊-追憶一九四九四六事件(台大部分)》口述歷史內容，1949年寒假麥浪歌詠隊先在北部演出後，即前往中南部巡迴表演。沒想到，在首站台中便遭遇嚴重困難。全隊共70人原訂於2月8日、9日兩日於臺中戲院公演，不料國民黨情治系統介入攪局，打亂原先安排，時至2月7日仍尚未決定演出地點。因此，即便眼下已刊登報紙廣告，只能無奈用「請密切注意上演地點、日期」說明。
麥浪歌詠隊成員，當時就讀台大歷史系的林文達先生訪談指出：
「我住在台中商會負責人顏老先生的家裡，受到他全家的熱情招待。顏老帶我到台中幾家電影院、劇場商洽，但都沒有結果。」
不過，當時住在一陽農園(今台中科技大學對面)的作家楊逵得知後，與其妻葉陶積極幫忙協調場地與住宿，甚至運用報章媒體力量協助宣傳，林文達說：
「我們也在他們夫婦(楊逵、葉陶)的幫忙聯繫下，解決了演出地點和住宿的問題；此外，楊逵先生還為『麥浪』在台中的公演，發動輿論界為『麥浪』宣傳；有人說：『麥浪』是『一群辛勤的耕作者』、『他們把祖國各地人民真正的聲音，廣大群眾的語言傳到台灣來』。楊逵先生自己也在報上介紹『麥浪歌詠隊』」。
另一位麥浪歌詠隊成員，就讀台大農經系、同時也是當時台大學生聯合會主席陳實亦提到：
「當我們抵達台中時，受到已故抗日作家楊逵的熱情歡迎。由於我們的行動已經受到國民黨特務的注意，演出的過程並不順利；楊逵不但幫助我們找到一家戲院，解決了演出場地問題，會後並且安排了一場以『文藝為誰服務』為主題的座談會。」
二、天外天劇場(國際戲院)演出
麥浪歌詠隊的表演地點在楊逵夫婦大力奔走下，總算有所著落，2月8日報紙廣告便刊出地點在「國際戲院(天外天劇場)」，可見其底定之急迫。麥浪歌詠隊在台中共演出三場，林獻堂前往觀賞的為2月9日的第一場，隔日下午、晚上則再各演一場。
演出前，楊逵亦一同與同學們參與討論劇目，他建議除了中國民間歌謠戲曲外，再增加一些台灣民歌如〈補破網〉等，會讓群眾更有共鳴。因為語言不熟稔的關係，楊逵還推薦兒子楊資崩主唱。且見林文達描述道：
「由於『麥浪』沒有人會唱這首台灣民歌，他就推薦他的長子楊資崩和另一位許肇峰兩位中學生，上台演唱〈補破網〉。我也上台獨唱〈收酒〉。這樣，『麥浪』在台中的演出就不僅僅是內地民歌而已，而且也有了台灣民歌的演唱。」
許肇峰為228期間雲嘉武裝游擊份子、社會主義者許分之長子，許分與楊逵相當友好。而楊逵的台灣民歌建議與實地演出的迴響，也影響了麥浪歌詠隊日後的演出劇目。據當時就讀台大電機系的成員張以淮先生表示：
「楊逵還讓他的兒子楊資崩和另一個小學生許肇峰，上台演唱台灣民謠〈補破網〉，這讓我們發現台灣民謠不但優美，而且是另一個寶藏；於是，『麥浪』在往後的演出，都會加入台灣民謠的演唱。」
不過，麥浪歌詠隊在天外天劇場的表演並非風平浪靜。1949年初，共產黨已控制長江以北地區，國民黨政府在軍事失利與通膨經濟的多重壓力下，讓該時台灣省內部早就風聲鶴唳，警察機關、情治系統對各種民間組織、活動都伸手掌控干預，深怕後方被有心人士滲透，從林文達先生的回憶內容可見一斑：
「我記得，『麥浪』在台中三個晚上的演出是在鐵路東邊的一個劇場，劇場裡坐著滿滿的觀眾，引起不小的回響。這和顏老先生、楊逵先生以及台中學生團體的支持是分不開的。……情治機構顯然對『麥浪』的南下公演相當緊張，我們也覺察到他們正注視著我們的一舉一動。當我們在台中演出時，不但台下有人在監看，而且還有警員直接竄進後台，一會兒要看我們的『演出許可證』，一會兒又要查我們的戶口，百般刁難。」
三、天外天劇場(國際戲院)演出後
幾經波折，麥浪歌詠隊演出完滿，楊逵仍熱力支持這群學生表演所要傳達的信念，2月12日，麥浪歌詠隊即將離開台中之際，楊逵以自身人脈特於台中女中舉行話別茶會，邀集文化界、新聞圈人士參與。這過程，陳實記得特別清晰：
「除了『麥浪』全體隊員，楊逵還邀請了當地文藝工作者(主要是青年作家)和新聞界朋友參加。……座談會快結束時，楊逵發了言，他首先肯定這樣一次討論是很有益處的，提高了大家的認識。然後，他結合自身的文藝實踐經歷，深刻地闡述『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、必須反映人民的心聲』。最後，他還即興朗誦了一首詩，送給『麥浪』。現在，人們能夠回憶起來的就只有詩的最後兩句——
麥浪、麥浪、麥成浪，
救苦、救難、救饑荒。」
麥浪歌詠隊後來輾轉到日月潭、台南、屏東表演，再返回台北。
1949年3月底，台灣大學與當時師範學院的兩名學生，因共乘一輛腳踏車遭到員警為難並拘押，引發連串以學生為主體的遊行請願活動。4月6日，警備總部派遣軍警進入台灣大學與當時的師範學院，藉由拘捕「煽惑人心，妨害治安」的學生，抑制日漸興盛的學潮，肅清有社會主義傾向的知識青年，而麥浪歌詠隊被視作「共產黨傳聲筒」，幹部與成員被捕的捕、逃的逃，此事件也成為戰後軍警直接進入校園逮捕學生之首例，且在軍警不肯錯放的情況下，被捕者多達兩百餘人。同一日，楊逵、葉陶與不到六歲的幼女楊碧遭到便衣軍警帶走，留下方就讀初中的孩子，只得申請退學，維持家計。
幾乎於此同時，台灣社會原先較開放自由的言論風氣丕變，不久即進入全境的戒嚴。曾突破政治攪局，在天外天劇場合作、演出鼓舞社會人心曲目的麥浪歌詠隊與楊逵一家，這期間一齊受難，天外天劇場時的攜手或許能視作遠因，可謂共同見證黨國白色恐怖之濫觴。
四、現在的天外天劇場
這些差不多要被遺忘的故事，承續著吳鸞旂、吳子瑜家族的創始建設；林懋陽、林萬昆等人的共同管理；王博、張松柏等股東的參與經營，曾在天外天劇場舞台一幕幕上演、一次次謝幕，直至歇業，轉由用隱性的意識存在於島嶼的精神分裂症裡。然而，劇場還在，故事就能再度栩栩如生，曾有的城市的身世、家族的形象、權貴的交織、理念的延續、歷史的檢討與辯證就能夠有血有肉，而不該到終結的時刻。我幾乎可以想像，天外天劇場若有朝一日得以保留下來，再次恢復戲台機能，利用現代化的編劇、音樂、設計、科技與藝術形式來詮釋80多年間、或許我這輩子都找不盡、說不完的種種關於天外天的故事。

§資料參考：《麥浪歌詠隊-追憶一九四九四六事件(台大部分)》、台大校史館
＃天外天劇場
＃楊逵
＃麥浪歌詠隊
＃四六事件

台大校史館所藏1949年2月11日台大麥浪歌詠隊旅行台中演出紀念合照。

第一排蹲者左二起依序為許肇華(許分子)、楊建(楊逵次子、楊翠父親)、楊資鵬(楊逵長子)、臺純懿(臺靜農長女)。

據記載，照片為台中女中座談會後所拍攝。

1949年2月7日臺灣民聲日報廣告，麥浪歌詠隊台中演出時間、地點尚未確認下來

1949年2月8日臺灣民聲日報廣告，麥浪歌詠隊台中演出確認在國際戲院(天外天劇場)演出三場